从“德赛先生”与“孔先生”谈起
来源:九三学社中国人民大学支社 李海彬  日期:2014-12-09  浏览次数:

一、“德先生”、“赛先生”、“孔先生”三位先生不再相悖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经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国分别做了“技术救国”、“制度救国”和“文化救国”的三大尝试;改革开放的前三个十年,我们又分别重复了与之相似的三步。

借用梁启超等人的话,五四运动是一次用文化来救亡图存的尝试。当时有两个口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倒旧文化,提倡新文化。”这个新文化,就是陈独秀所说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

令人遗憾地是,五四运动在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同时,却赶走了“孔先生”。我们在泼掉洗澡盆里的脏水时,不提防竟然把澡盆里的孩子也一起泼掉了。

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我们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三代领导人把“民族复兴”、“文化独立”和“文化回归”的重大时代使命不断推进,最终我们又重新请回了孔先生。

20131126日,习近平说:“我到这里来,到曲阜,到孔子研究院,就是体现中央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决心。”

终于,经过90多年的风风雨雨,“德先生”、“赛先生”、“孔先生”三位先生不再相悖。

二、“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三大问题不再纠结

自先秦以降,到1840年之前,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基本是古与今的问题,文化价值的“古今之辩”成为每一次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而1840年之后,文化的“古今之辩”则置换为“中西之争”,所谓的“保守派”、“激进派”和“自由派”基本是以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来判定。

五四之前,开明的保守派张之洞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激进派代表严复驳斥道“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安有牛体而马用?”,提出应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做了再次归纳,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里面不仅有“民主”,也有“自由”。

95年前,“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的两派观点可谓水火不融。95年后,古今中西都被兼容并包在一个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三大问题开始变得不再那么纠结。

三、“自由”、“民主”、“法治”终于能够相提并论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之后,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其思想解放尺度之大可谓振聋发聩。

20年后,2012年,十八大报告把“自由”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其意义之重大决不亚于十四大把市场经济写入社会主义的字典里。

“自由”、“民主”和“法治”是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三个概念。一般来讲自由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民主;而民主又是法治的前提,君主们也讲“法治”,但这里的法是帝王之具,而非人民之具。因此,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现代意义的法治。相反,没有法治,民主也因得不到保障而成为一句空话。法治的主要任务就是将全体人民的主体权力和责任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得到普遍、长期、稳定的实现。

令人欣慰地是,我们今天终于可以把“自由”、“民主”和“法治”三个概念相提并论了,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四、与“市场经济”和“自由”一样,“民主”具有“普遍性”

十八大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也有“民主”一词。事实上,自五四以来,“民主”一直是一个“热词”。无论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为追求民主而进行的革命。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实行了人民民主专政。进入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也一直走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追求之路上。

但是这些年我们过分强调了过分地强调了“特殊性”而拒斥了“普遍性”,“有中国特色的”成为一些保守派拒绝承认民主具有“普遍性”和“普适价值”的借口。

哲学上讲,“特殊性”与“普遍性”是一对矛盾,是不能有所偏废的。毫无疑问,民主既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样也具有民族性和阶级性。换言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民主。民主的这些多样性也构成了民主的局限性,这就是民主的“个性”或“特殊性”。

但是,我们在承认民主的“特殊性”时,一定要要承认民主的“共性”或“普遍性”。与“市场经济”、“自由”等概念具有普世价值和普世意义一样,“民主”应该同样具有普世价值和普世意义。这是纪念“德先生”来到中国95周年我最想讲的一句心里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