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两头走”婚居模式对现代家庭文化建设的影响
来源:九三学社北京市环保支社 杨奕  日期:2012-09-10  浏览次数:

摘要:中国传统的家庭关系是纵向的,这种纵向家庭关系的特点是:家庭结构上纵向重于横向,横向靠纵向支配和维持,家庭观念上崇尚孝道,崇拜祖先,家庭功能上以传宗接代为本,家庭区位距离上以从父居、从夫居为主[1]。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种纵向的家庭关系特征正在转变为以夫妻关系为轴心。婚后居住方式也逐渐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从夫居占绝对优势,转变为夫妻双方在居住地的选择上越来越自由和考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现越来越多的“两头走”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有一定制度及文化基础的影响,反映了现代婚姻中,夫妻关系逐渐由不平等转化为平权化,将对我国社会性别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从夫居  两头走  家庭文化  社会性别

 

一、“两头走”婚姻居住形式

“从夫居”是我国传统婚姻制度中的主要婚居形式,即男女双方结婚后,女方到男方家居住,户口也迁入男方家,成为男方家庭中的一名正式成员,今后所有生活事务都划属与男方家庭。女方在财产、族籍、责任义务等方面与娘家脱离关系,与娘家只存在着感情上的维系。下一代子女的户口跟随着男方家庭。子女的姓氏跟随父亲。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婚姻制度也不例外。当前,我国婚姻制度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婚姻居住模式,即“两头走”或“两来两走[2]”。

“两头走”,即通常指由双独生子女新组建的家庭并不固定地住在男方家庭或是女方家庭,而是不定时的在两边居住。这种两边走的流动性是相对性的,新组建的家庭并不是高频度地在男方与女方的家庭之间进行迁徙,而是在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一方长时间居住,同时经常回到一方家庭中居住一段时间。与传统的婚姻家庭形式不同,在“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中,女方不承认自己是嫁过去的媳妇,男方也不承认自己是上门的女婿。在表现形式上则为结为夫妻的双方户口都保持不变,即女方不像传统的媳妇一样将户口迁入到丈夫的户口所在地,男方也不像上门女婿一样将户口迁入到女方的户口所在地,而下一代子女的户口所在地选择则视双方所在地相关政策的利弊作理性的决择。子女的姓氏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可随父姓,也可随母姓,具体由夫妻双方决定。而在起名字的过程中则尽可能兼顾夫妻双方。例如男方姓杨,女方姓李,其子女姓名可能为“杨李”或“李杨”。

这种婚姻模式较传统的“从夫居”模式而言,在居住地、妻子及子女户口、子女姓氏等方面都颠覆了传统“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观念,呈现的是一种对立的变迁结果,这样的结果是如何能够突破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的家庭文化而形成的?其中有着深刻的制度及文化要素的影响。

二、“两头走”婚姻模式产生的基础

一、制度的影响

1、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

“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直接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我国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落后,男子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妇女沦于从属地位,男子利用这种优势增强了男性地位,妻子为生育确实属于他的儿子,以继承自己的财产,世系便依父系计算,财产按父系继承。由此看来,婚姻不仅是两性结合那么简单的事,事关到一个家庭的发展。一个家庭男孩越多,意味着一个家庭更具优势,且父权时代的家庭财产继承为“单系继承”,传男不传女。在我国古代社会,“多子多福”、“男尊女卑”等思想深深植入了我国传统家庭文化体系中。但自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推行全面人口缩减计划,“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个家庭只生一个”称谓现代家庭生育的导向,因此,在80年代的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开始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模式,双独孩家庭结合的婚姻类型也成为主流。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然而不管是财产继承还是双亲赡养都离不开独生子女。这样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两头走”婚姻居住模式的可行性基础。

2、养老制度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家庭亲子关系中的主要问题。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分析中西家庭亲子关系时认为双方在抚养赡养上是不同的,西方是“接力模式”,,中国是“反哺模式”。中国的这种家庭隔代抚育与反哺的代际关系[1]是一种独特的家庭保障制度。

因此,在我国养老是所有家庭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养老制度的缺失,使得传统的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然占主导。在这一格局下,如何确保养老的实现正是“两头走”所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在“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之中,男女双方都能确立对双方父母的赡养义务。因为在传统文化中,夫妻主要是以供养居住地的老人为习俗,即男婚女嫁模式中,夫妻主要是供养男方父母,在女婚男入赘的婚姻模式中,夫妻则主要是供养女方的父母。而“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上否认传统“男婚女嫁”的模式的基础上,事实上使得双方的父母供养都成为夫妻的义务。

(二)“两头走”产生的文化基础。

“两头走”婚姻家庭形式的产生有着其特有的文化基础:其一方面是男女平等文化观念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当地对于子嗣传宗接代观念的削弱。由于男女平等观念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心中,影响到人们的认知与行为。因此,当女方提供在女方居住时,男方并不会形成象传统上门女婿一样的“歧视”感。同时,由于传统的续香火、延血脉的观念削弱,使得夫妻双方,特别是男方并没有迫切的为男性家族传宗接代的“责任感”,因此其也不会决然要求严格遵从传统的婚姻家庭形式。正是因为“两头走”婚姻家庭形式的产生需要特定的文化基础,特别是传宗接代观念的削弱,所以不同地区由于文化基础的差异性使得其他地区在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导致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形式以“两头走”为特征。这也是当代“两头走”婚姻形式通常是发生在同一文化圈范围内的原因。

三、“两头走”婚姻模式的社会影响

“两头走”的婚姻家庭新形式的独特性将对社会文化和家庭内部的结构与权力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将对传统的从夫居住的文化模式产生极大的挑战。在传统文化中,从夫居住一直是农村社会占绝对主导的模式,结婚的夫妻要居住在男方家庭中进行。即便是有“入赘”的方式作为对从夫居住模式的“修正”,但这种男子入赘的居住模式本质上还是对从夫居住模式的模拟,因为在“入赘”的婚姻形态之中,女方扮演的男性化的角色,男方扮演的是女性化的角色,即男性以“入赘”的方式嫁入女性家中,依从女性居住,赡养女方的父母。而“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则从根本上挑战了从夫居住的模式,其不固定一个居住地,不再依据文化传统来选择家庭的主要居住地,而是以双方家庭的经济状况以及交通状况来作理性的抉择,如夫妻多是选择家庭经济宽裕、道路交通便利的一方作为主要的居住地。另外,由于“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必然固定居住在一方,因此双方家庭在办理婚事的过程中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竞争性花费,例如奢华的家具与家电等。双方通常只是购买能够使用的最基本家具,以备双方居住时使用。这种带有强烈理性的消费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无限扩大的竞争性炫耀性消费。

其次,“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将对家庭内部的结构与权力关系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传统的家庭形式之中,无论是从夫居住还是“入赘”的方式,其固定化的居住方式使得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特别是婆媳关系及女婿与公婆的关系是家庭内部权力结构的主导。通常双方会以不断冲突的形式进行各自的利益表达,而在“两头走”的婚姻家庭形式中,家庭的居住地相对不具有固定性,若夫妻双方觉得长辈对他们不好,他们往往会选择移居另外一方,以此作为对他人的“惩罚”或自我的逃避。因此,在这样一种格局之中,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意愿和支配能力大大削弱,作为小家庭的夫妻在代际互动之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

第三,过去很多家庭饱受“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思想影响。大多数家庭中的妇女处于失语状态,他们没有争取人身平等的权力。家庭中的大事由父亲或丈夫决定,家庭内务则有婆婆决定,妇女处于从属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制定了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措施,通过妇联领导妇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妇女就业率提高,他们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以及拥有物质资源比例都在增加。妇女文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她们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对家庭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妇女的家庭地位也相应的提高,从根本上动摇了父权、父权思想观念,促进家庭民主和夫妻平权的发展。

五、结论与思考

“两头走”婚姻模式是对我国传统的“从夫居”或“从妻居”婚居模式的颠覆,是家庭结构中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分家”。这种模式除了使得男女平等得到更大程度的体现,而且还把女性从传统的“男尊女卑”的家庭氛围中解放出来。

传统的“从夫居”婚居模式中,婆媳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中心难题。在伦理道德上,婆婆占据优势,媳妇处于从属地位,婆媳发生矛盾的时候,从宏观上来看,这种矛盾的基础是男人在家中的权力中心。从社会整体的层次上,婆媳冲突就是把男女之间的对立转移到女性之间的冲突。通过这一冲突,原有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得以维持。“男尊女卑”的社会价值与微观的家庭相结合,从一开始便把婆媳放在相互敌对的位置上,宏观社会角色分工把女性放在主持家庭内部事务上,同时也造成了一个女人的世界。女人在嫁到男方家之后,就要面对与自己没有感情基础,但对自己有权力的婆婆。婆媳关系其实就是围绕着一个男人为共同底边的两个三角形——她们有共同的情感对象,即婆婆的儿子和媳妇的丈夫。婆婆会认为,儿子和自己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把生活的重心和希望全部集中到他身上,儿子应该孝顺她;就媳妇而言,她为了丈夫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环境当中,丈夫是她来到这个家庭的唯一原因。当婆婆和媳妇发现儿子或丈夫对自己关系不够,就会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对方,认为是对方的存在甚至挑拨才导致的结果。不和睦的婆媳关系不仅会给当事人造成精神负担,严重的会影响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而“两头走”婚居模式中,媳妇与丈夫新组建的家庭与夫妻双方原有的家庭而言是一种“分家”状态,媳妇与婆婆在地位空间上有所间隔,在家庭事务上也没有权力空间上的争夺,也就免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婆媳矛盾。由此看来,“两头走”婚姻模式从真正意义上解放了妇女,实现男女性别平等,更是促进了我国现代家庭文化建设。



[1]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 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2] 李树茁,靳小怡,费尔德曼. 当代中国农村的招赘婚姻及其人口与社会后果:来自三个县的调查发现: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9

[1]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p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