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中“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认识体会
来源:九三学社中国政法大学支社 郝维华  日期:2009-09-27  浏览次数:

    在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我注意到《纽约时报》关于此次会议的报道,除了西方所揣度的“权力更替”问题之外,反对腐败的重心也一再被提及。这说明,反腐不仅成为中国民众一致的呼吁,也反腐的力度和决心也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我刚刚结束在美的短期访问,不仅依然能感受到国外学者、学生对中国崛起的惊异之心,回到教学岗位更能感觉到我国学者和民众对中国走向更高、更强、更开放、更民主的殷切期盼。由于自己的政治学习水平不高,仅就反腐的制度创新谈一点认识。

    腐败问题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盛行,并且成为制度性难题。所以,反腐的措施和力度,反腐机制和法治的实施,是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

    腐败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愈演愈烈,应当自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社会公共产品随着改革开放而逐步积累,剩余部分为特权分子所掠夺。与改革开放前的物质极度匮乏相比较,这其实上也是社会财富积累的一个标志,但是这个标着所代表的不公平、不公正却是社会继续发展、和谐发展的阻碍。

    在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腐败的后果为快速的发展、几何级数的财富增长所淹没,所以暴露于阳光下的冰山一角很快就为发展的洪流掩盖,矛盾没有今天这样突出。于是,在当时有两种论调很流行于特权分子之间:一是“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没有适度的腐败,就没有他们继续改革的动力;二是“腐败在某些方面推动了中国速度”,使得改革能继续向纵深发展,可能腐败或者特权分子有利益驱动,使其主导改革朝有利自己的方向引导。

    这些论调却掩盖了可怕的负面影响,即腐败导致的社会不公、财富分配的畸形所带来的毁灭性后果。腐败首先具有延后效应,其消极后果不是立即体现出来,而是在累积和堆积到一定的量之后,加上某些导火线(所谓的突发事件之类的)燃成熊熊大火。其次,领导干部的腐败会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吸引并诱导整个社会的集体、大规模腐败。腐败在其实质上是一种“寻租”行为,只要有租值的地方,特权分子就会利用其获益。腐败向整个社会传递,最终每个领域、每个环节都会积极寻租,导致社会秩序的大面积溃败;其三,腐败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腐败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腐败问题成为其他社会问题的导火索,成为民族问题、司法公正、社会群体事件的显性因素。

    “公报”所指出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不但要求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度过经济难关,而且更要求执政党在政治公正、制度建设方面也能与时俱进。我们注意到“公报”一再强调的制度创新,包括反腐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属于一种他律机制,这说明单纯的自律机制已经显示出不足之处。

    反腐的制度创新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先进的反腐制度,一是我们的党和各机构探索发展出来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公报”指出的“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说明力图建立的不仅是一套单纯的体制,而是一个浩大而立体的社会工程,包括那些已经或即将出台的一些制度,诸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纪检监察管理体制、党风廉政巡视体制,以及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等,结合已经出台的一些细则、条例,可见制度框架已初具规模,我们拭目以待的是其如何落实,如何细则化。

    作为参政党,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帮助执政党达成这一有益目标:

    1.加强舆论监督,开放监督的禁区,使腐败暴露在更强的阳光之下无处藏身;

    2.作为民主机制的一部分,参政党应发挥政党监督中批评和建议,以及在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3.在开放的权力格局下,促进更广泛的选人用人公信度,从人才主体上把关,将潜在腐败分子挡在权力格局之外,从源头上减少腐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