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与我国史学理论之突破
来源:转自《北京日报》2008年7月7日 邹兆辰  日期:2008-07-24  浏览次数:

1978年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史学界认识到,必须进行一番大规模的思想解放,以冲破“禁区”。所谓“禁区”,是指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在一些历史问题上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压制正常、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区域。因此,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史学界的影响,首先是史学家们的史学理念的转变,也就是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解放。

表现之1: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打破“唯一动力论”和只能按照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来诠释历史的模式,恢复了从历史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问题的思想路线

史学界的思想解放,应该是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探讨开始的。1979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成都召开了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戴逸作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提出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的动力是生产斗争。”由此引发了历史动力问题讨论的热潮。这场讨论是直接针对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的流行观点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有过一些论述,例如毛泽东曾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于是,这个观点成为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凡是涉及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几乎都是在论证这个论断的正确性。

这次会议以后,学者们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动力观”,如“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本源动力”、“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的‘总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多种观点。通过这次讨论,史学界打破了史学研究只能按照经典作家的某些现成“结论”来诠释历史的模式,恢复了从历史本身出发、实事求是地探讨历史问题的思想路线。

史学界经过各种意见的充分表述和人们多年的冷静思考,对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谈到这个问题的争论时指出:“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者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或者认为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都是正确的。应当说,这是在不同层次上对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理解。”当然,片面地、绝对地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夸大个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或强调笼统的“合力论”,忽视或否定历史发展有终极的、决定的因素,也是不正确的。(宁可:《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表现之2:打破史家主体不能参与历史认识过程的禁区,实现了中国史家主体意识的觉醒

长期以来,史学界有这样一种主流看法,即历史学家在考察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主体作用是不能得到体现的,他们必须进行无主观意志的“客观”研究,否则就会犯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但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认识问题开始受到学者的关注,逐渐打破了这个禁区。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呈现出从思辨的历史哲学日益转向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趋势。这种思潮反映了现代西方史学理论上的一场大换位,即把史学的立足点从客位上转移到主位上来。西方历史哲学潮流的变化也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和史学界。例如,20世纪80年代初,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史学理论代表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的翻译出版,便引起了史学界的强烈关注。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认为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紧接着,1986年由何兆武、张文杰翻译的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的代表作《历史的观念》出版。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强调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而历史学家所要寻求的正是这些思想的过程。尽管在基本的历史观上,柯林武德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但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思考。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从思辨日益走向分析的趋向,唤起了中国史学家自身主体意识的觉醒,具体表现就是80年代后期形成的历史认识论讨论的高潮。学者们认为:西方学者在强调作为认识主体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方面确有其合理之处。历史认识论问题的提出本身应看作是同整个史学的变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史学为了适应新时期现实生活发展的需要而要实行自身改革的一种反映。

表现之3:打破在历史研究中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模式,逐渐明确了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史学研究的方法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时存在一种教条主义的倾向,把这种“指导”变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简单套用,或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个人言论的注解或证明,这就严重地削弱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曾经把自己的著作看成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但在全书的具体论述中极少引用经典作家的言论。随着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逐渐普及,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深入,学者们在自己的论述中引用经典作家的言论逐渐多起来。到五六十年代,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在历史论著的开始必定要引用经典作家论述,以作为立论的根据,到文章的结尾也要引证经典作家论述,说明自己的研究成果正好印证了经典作家的某一种观点。当然,在论述过程中更要引证经典作家的言论,以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样一种模式愈演愈烈, “文革”十年中还把这种引证的文字排成黑体字,以表明突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似乎引用的越多,越能体现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样一来,史学研究形成一种僵化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指导被庸俗化为简单的文字游戏,而真正的思想内涵反而被忽略。这种僵化的模式,不仅损害了史学,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本身。

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史学工作者逐渐明确了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史学研究的方法。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78年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指出:“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第32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方面进行了大胆地探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他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简单地搬过来,作为剪裁中国历史的公式和通史分卷的依据。在分期问题上,他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理论跟中国历史的特点结合起来,把中国历史划分为“远古时代”、“上古时代”、“中古时代”和“近代”四个大的阶段。例如,上古时代,就包括了夏、商、周等朝代,这就保持了大的历史阶段的完整;在近代部分,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以革命性质来划分不同阶段,而将1840—1919年称为“近代前编”;1919—1949年称为“近代后编”。这样的划分历史阶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扎根于中国历史本身的特点。这种史著编纂模式上的变革与创新,也是思想解放的结果。

表现之4:打破史学界拒绝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近现代学术成果的闭塞僵化体系,在与国际史学交流互动中实现发展

改革开放前,我国史学界忽视对现代西方学术成果的研究,更谈不上批判地吸收。在“左”的思想的禁锢下,把凡是哲学观点或世界观上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东西,就从总体上予以否定,而不管它在分体上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与合理的内核。结果导致对当代国外的特别是西方的新学术、新观点、新理论持某种虚无主义态度,从而把史学变成封闭的、僵化的自足体系。在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下,我国史学工作者越来越关注国外史学的发展趋势,大胆吸收西方新学理,促进了史学研究视角、方法的转换和新的研究领域的出现。

比如,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曾经是西方学术领域中的一个亮点,兴起于20世纪的中期。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于西方各种流派的现代化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引进,其中包括“原生现代化理论”、“后发现代化理论”等等。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受到关注,一方面是受到了西方学者的现代化研究的启示,另一方面也是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密切联系的。1986年开始,罗荣渠组建了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辑《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推动了我国学者对中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研究。史学界关于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单一的历史解释模式,开始探索以现代化为中心的世界近现代史的新体系,推动了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化,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 

此外,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社会史、文化史、环境史、城市史等等诸多新领域开始出现,各种跨学科研究方法得到运用,“全球史观”等新理念受到关注,这些也是批判地吸收、借鉴西方新史学理念的结果。总之,30年来史学界思想解放的成果,突破了“左”的观念的禁区,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