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心中的父亲——潘菽
来源: 九三学社社员 潘宁堡 陈绍英  日期:2010-06-28  浏览次数:

2007年是我们的父亲潘菽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发起一个纪念活动,为他在南京大学校园里立一尊铜像,并得到了我们家乡宜兴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作为家属,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并感激。

此外,使我们高兴的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潘菽全集》,并且作为国家新闻总署的“十一五”重点出版图书之一。

 

一、关于父亲的名字和出身

关于父亲的记述版本不少,但提到他的名字舛误良多。作为子女,我们只能根据《潘氏续修宗谱》和事实来辨正。根据宗谱,父亲这一辈人有两个名。一是以“年”排行,例如父亲名有年,其兄名梓年;第二个名以“氵”为偏旁,父亲名淑,梓年名淵;此外,他们的字中第一字为“薾”,父亲的字为“薾榖”,他亲兄梓年的字为“薾恭”。父亲名字使用的实际情况是:早年他离开老家宜兴,到常州中学和北京大学就读,用的名都是淑。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火烧曹汝霖私宅而被捕的32人名单中,父亲即以“潘淑”之名位列其中。1918年北京大学文本科同学录中登录的是“潘淑,别号薾榖”。到1921年,北京大学毕业同学录中则是“潘淑,号有年”。可以肯定的是这两处都是父亲亲自填写的。

父亲早就觉得这“潘淑”像个女人名字,不适合他。在北大读书时博览群书之余得知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妃子叫潘淑,更使他决心改名为菽。但当时正忙于要去美国留学,而潘淑、潘菽二个名字的英文拼写都是Pan Shuh, 以致一直留待到1927年自美国回国,立即改名菽(与原来的字薾榖相呼应,菽和榖皆属五谷杂粮),字水叔(以示不忘原名淑)。“有年”只有他的亲属对他称呼时用(例如邵力子夫人傅学文称他“有哥”),并在某些场合提到它以示与潘梓年、潘汉年同为潘氏三兄弟。因此,关于父亲的名字应是:潘菽,原名淑,字水叔,号有年。

父亲出身于一个读书人家。祖父在家里办了个私塾,他要求学生包括自己的子女都好好读书,将来尽忠报国。父亲亲口对我讲了一个故事:他看到哥哥姐姐和邻居的孩子们在那里高声朗读,感到非常有趣并好奇。于是就偷偷地挤进去,乖乖地坐在一边听。对于当时只有五岁的他,老师讲的是什么一点也没听懂,但是讲了些什么却能记住。当老师考问别的学生答不出来时,他能在一旁一字不漏地背出来。这使祖父大为吃惊。他的勤奋好学,记忆力强从小就是出了名的。从小学到常州中学,年年都是第一名。

 

二、父亲与德、赛先生和九三学社

五四运动那一年父亲既受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感召,也受到来华讲学的杜威的影响。后来,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以江苏省公费留洋去美国学教育。但到美国后受到己在那里学心理学的郭任远和蔡翘的影响而改学心理学。四年的留学公款在美国学了六年,进了四所大学。办法是节约和打工,例如与蔡翘同租一房间睡一床。对美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使他认识到只有民主与科学才能救中国。

抗日战争时期中央大学于1937年西迁陪都重庆,当时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和《群众周刊》社也在那里,伯父潘梓年任《新华日报》社社长。兄弟俩的相聚导致父亲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南方局(公开挂的牌子是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认识,并在周恩来、董必武亲自授意下联络团结了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党的外围、统战组织。这些人定期聚会、座谈、学习,也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一些活动。后来为了内部联系的需要,更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国民党的盘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就打出“民主与科学”的旗号,即被周恩来首肯。后来,经黄国璋介绍,联系上了五四时期同时被捕的北京大学老同学许德珩建立了另一个座谈会,并由父亲邀请原“自然科学座谈会”的税西恒一起来座谈,后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原先“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人几乎都陆续参加了进来,发展到30余人。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但一直没有公开。194593,大家在开会时谈到座谈会的名称,父亲等人建议就用93这个重大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日命名座谈会,称为“九三座谈会”。第二年,为了参加民主斗争运动的需要必须把“九三座谈会’建成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团体,于194654举行成立大会,宣告九三学社的成立。之所以取学社这个名称是因为父亲考虑到“九三座谈会”原来团结的主要是科技、高教、医药等方面的人,这些人有进步的要求,但又不愿沾政治的边,起名“九三学社”这个淡化了政治性的名称可以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沿袭当年“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传统。有趣的是“九三学社”的英文是JIUSAN (SEPT 3RD) SOCIETY,活脱是一个学术团体。

194654,在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通过的成立宣言中直言“本社同人,即本‘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谨此宣言”。这样,父亲和许德珩这两位在“五四运动”中共同被捕的北大同学,现在作为九三学社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又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继续共同奋斗。

1944年父亲和梁希、金善宝等人在周恩来、潘梓年的授意下联合包括竺可桢、李四光在内的一百多人共同发起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从而扩大了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壮大了民主运动的阵容。1945年秋,联合国文教预备会议在伦敦举行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经由父亲联合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等团体,提议联合国机构内设置科学组织或将联合国文教组织扩大为联合国文教科学组织,这提案由我国参加联合国文教会议的代表正式提出。结果有了现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494月初,就在国民党镇压南京学生运动,造成“四一惨案”之后,宁堡随父亲离开南京。踏上由在香港的叔父潘汉年统筹,由中共南京地下党具体执行的保护民主人士到北平,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征程。在南京由中共地下党员饶展湘给父亲一根金条作为路费,在上海只办了注射防疫针的简单手续就到了香港,同行者有梁希、涂长望夫妇。之后再坐上打着挪威国旗,实为中共租用的往返于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货轮,于425南京解放的第三天到了北平。此时的同行者中多了褚应璜夫妇、陈铭德夫人、邓季惺母子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我们一路上乃至住进北京饭店后都是张执一照料的。在北京饭店,周恩来、李维汉和齐燕铭等领导,经常到我们住的房间里与父亲交谈。有一次,父亲对周恩来说:新中国要成立了,对于民主与科学,共产党会做得更好,我们九三学社的历史使命也就完结,打算解散了。周恩来一听就说这事太大了我得向上报告后再定。过了几天,周恩来对父亲说,九三学社非但不能解散,而且要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且参加新政协与共产党一起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这事给宁堡的印象非常深刻,一是九三学社差一点就解散了,二是第一次听到把“民主与科学”一起提为有战斗号召力的旗帜。父亲于97在北京饭店政协会议报到处作为九三学社的代表签名报到并领了第243号政协会议徽标,但后来因去苏联参加巴甫洛夫百年诞辰纪念活动而没能参加政协会议

三、父亲与心理学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一心想发展中国自己的心理学。但当时教育部盲目崇拜苏联专家,生搬硬套苏联模式。当年,在苏联的大学里心理学专业只从属于哲学系,不被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在苏联专家指挥下,南京大学理学院心理系先是停止招生,又归并到生物系,最后像包袱一样甩给了中国科学院。身为校长兼心理系主任的父亲对此噤偌寒蝉。19577月,心犹不甘的父亲冒险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作了“对两个教育部的几点批评”的书面发言(刊于75《人民日报》),批评了两个教育部机械地、盲目地学习苏联,把南京大学心理系撤了,使一门学科的教育受到了挫折。

19633月父亲因严重的心肌梗塞,在北京医院住了一年多才出院,回家后仍须静养,但他的脑子是停不下来的。大病之后的父亲有日暮之感,想要多做些工作,考虑得最多的是心理学中一些紧迫的根本问题。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他久坐从事系统的写作,只好采取作札记的办法把思考研究所得随时记下来,定名“心理学简札”,四年之后已积攒了厚厚的一沓。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家也被抄了。面对劫后余生的“简札”,我们考虑到造反派对于文字往往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上线,就劝说父亲把它烧毁。但是,出于对心理学的热爱,对自己日夜思索得出的对心理学根本问题见解之珍视,父亲心有不甘,必得重新写出而后快。他就在写交代检查的时候,凭记忆将原来“简札”的内容偷偷地写在小活页纸上,用一张写交代的大张纸压着对付造反派的监视。每写好一部分就由母亲替他抄一份寄给重庆师范学校的唐自杰。在如此艰难的坚持中这部61万余字,分上下两册的《心理学简札》,终于在1984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并于199210月获国家教委的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遗憾的是父亲已经在四年前离开了人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颁奖仪式!

让我们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的是,我国的心理学应了他的话,非但没被砸烂,如今更是蓬勃发展着。198873,“重庆潘菽心理学思想研究会”在唐自杰等学者的努力下成立了,探索建立潘菽追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揪出来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靠边站。各种形式的批斗、交待、检查成为家常便饭。不过,公允地说心理研究所的造反派对父亲是最为宽容的。每天,他可以到所长办公室写检查,中午可以回家吃饭。在宁堡的记忆中最让人揪心的一次批斗是在1968年,那天中科院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全院批斗大会。高台上都是被揪出来的科学院各研究所所一级的走资派与反动学术权威,胸前都挂着大牌,有弯腰站着的、有跪着的,父亲也在其中。宁堡作为科学院下属机构的一名群众,在台下违心地举手高喊口号。批斗大会结束后,父亲拖着沉重的步履,自己走回十公里以外的端王府夹道。开始,心情沉痛地的宁堡只能在他后面十余米悄悄地跟着,担心得过心肌梗塞的父亲能否挺得住。等到看不见熟人时,宁堡紧追过去搀着他坐上32路公共汽车,再从西直门走回家。到家后,仔细一看发现他左耳廓被撕裂了一个二厘米长的口子,血渍尚在。这时父亲反而安慰我们说:“勿碍事,已经不痛了,没关系”。随后,他若无其事地照常吃饭,饭后又像往常一样准备午睡。这时,他把我们叫到床头说:“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心理学、对不起心理所的事,我相信心理学是砸不烂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心理学不久一定会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你们理解我、支持我、照顾我日常起居,我非常高兴”。说着,把我们搂在怀里,因为父亲是个不苟言谈,从不轻易流露自己内心世界的人,当时他眼中的神色把我们惊呆了。三五分钟后,我们偷偷到房里去看他,没想到他已呼呼大睡。他宠辱不惊的恢弘气度让我们惊叹。文革后,他对所有人都一如既往,哪怕是批斗过他,对他动过武的人,他都认为这是由于运动,毋须计较,父亲的人格令我们深深折服。

 

四、父亲的二三事

文革期间,在北京天文台工作的宁堡为了探索红移的新物理机制,几乎天天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父亲知道了对宁堡说:“你研究的问题很难,不仅要有执著的精神还要有失败的准备”。宁堡本来就以父亲不求名利执着于心理学研究,特别是写《心理学简札》的精神为榜样,他的话,更坚定了宁堡不计名利专心致志研究的信念。到了1980年,宁堡告诉父亲,在广泛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杨振宁、李政道的“宇宙不守恒”是错误的。父亲说,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你必须先检查自己有没有想错;如果要进一步深入下去,就要准备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困难,要有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时代变了,像天文学上的布鲁诺为科学真理而送命被烧死,再不会有了;但可以肯定你的现实利益会受损,要有不为名利而献身科学的抱负,我会全方位、全力地支持你专心研究。父亲以言教身教潜移默化地鼓舞着宁堡不去追求名利,退休十几年来,还一心扑在自己的研究上。

1980年的一天,我们曾因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大学者,大学者之所在也”与父亲聊起来。父亲认为,一个大学要办好首先要有好的师资,而好的师资最后还得靠大学自己培养。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因此大学又必须兼是一个活跃的研究机关;大学的教师不能只是一个教书匠,必须兼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或科学家。父亲说,大学尤其不该成为一个知识传习所,韩愈在《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己没有研究就不能“授业”,更遑论“传道”了。父亲针对梅贻琦那句话说:“他的话不够全面,还漏了大学者的培养这个重要内容,大学应该是大学者荟萃,大学者辈出的地方。古人作兴步前人的韵和诗,我针对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更改为:大学者,大学者之所趋,大学者之所出也。”

19825月,宁堡随父亲去南京参加南京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发现大多数来自台湾和海外的中央大学老校友都住进了南京工学院里的四牌楼(中央大学旧址)招待所,并且是先参加了那边的活动后再到汉口路上的南京大学来。在我们回中山东路招待所的路上,父亲遗憾地说:“没有把南京大学留在四牌楼,这是我生平办错的第一件大事。30年前,我主持院系调整时,想到的外事活动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内各高等学校间的往来,没想到会有开放的一天,要接待从台湾乃至海外各地的校友回归母校。在这些老校友心中的母校是四牌楼,是那座建造时打算开国民大会的大礼堂,是给他们留下深深烙印的校内建筑和风光。这些因素我都没有考虑,只想到南京工学院的仪器设备大型笨重,搬到天津路的金陵大学找不到地方安置。这固然是时代造成的错误,但我有推卸不了的责任”。

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行动教育子女。他每天一心扑在工作上从没有节假日,几乎每天工作到深夜,一个放大镜和一支笔从不离手。80岁以后,我们劝他多休息保重身体,而他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对自己生活很马虎,这是事实。要我休息除非放弃工作,那是不可能的”。可以说他对工作的支出是正常人的三倍。1988316,是父亲工作的最后一天。上午,他还在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上发了言,中午回家就餐时就头一歪就倒在餐桌上。尤其让人伤心的是,他在脑出血处于朦胧状态时,还念念不忘要我们给他笔和纸,遗憾的是他已经不会用了。昏迷了十天以后,父亲于1988326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