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洪流中的九三学社先贤
来源:九三学社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支社 许进  日期:2011-06-09  浏览次数:

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推动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顺应世界潮流,走上了民主共和国的道路。辛亥革命爆发3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土地上诞生了一个以民主与科学为宗旨、以大学教授为主体的政治组织,即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的很多先贤曾经参加辛亥革命。在九三学社成立之时选举出的16位理事和8位监事当中,有6位曾经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革命洪流当中,他们是褚辅成、许德珩、梁希、税西恒、黎锦熙和何鲁。辛亥革命的经历使他们开始思考和探索救国之路,九三学社是他们团结、奋斗、救中国之舟。

1904年,时在日本留学的褚辅成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次年8月,孙中山、黄兴等人在东京创立中国同盟会,褚辅成宣誓入盟,他是同盟会最早的成员之一。1905年冬,孙中山先生委派褚辅成先生回国,在浙江省发展同盟会组织并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先生在嘉兴创立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并以此作为革命同志的聚集地,发动革命。1906年,褚先生到嘉兴中学执教并将这里发展成为革命党人光复嘉兴的基地。褚先生还介绍秋瑾女士到浔溪女学任教,发展同盟会会员,开展革命活动。武昌起义后,褚先生与沪浙两地的革命同志共同组织、谋划武装起义并参与领导了浙江的起义。省城光复、军政府建立后,褚先生先后担任民政长、浙江省参议会议长和浙江军政府参事。1913年,褚先生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后因领衔反对袁世凯“善后借款”而遭其逮捕,直至袁死后才获释。

1908年考入九江中学堂后,通过老师的介绍,许德珩先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110月,革命党人发动九江新军起义成功,九江光复。许德珩毅然剪掉辫子,与清政府决裂,投笔从戎,到九江军政府秘书处任职。1913年,孙中山先生发动二次革命,武装讨伐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李烈钧在九江湖口首先举起讨袁的旗帜,发布讨袁檄文。许德珩参加李烈钧的部队,与北洋舰队作战。二次革命失败后,许德珩先生被迫离开故乡,到上海求学。

1906年,梁希先生到日本留学,他考人士官学校学习海军知识。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梁先生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此后,梁先生经常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刊物《民报》上发表诗文,挞伐腐败辱国的清朝政府。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希先生满怀救国热忱回到祖国,在浙江湖属军政分府新军参加训练工作,投身革命。

税西恒先生于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与了谋杀摄政王的活动。行动失败后,他机智应变才免遭当局逮捕。次年,税先生通过考试,公费赴德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因为优异成绩,他获得德国国家工程师职称。随后,税先生回到祖国,以实业救国。

辛亥革命时期,黎锦熙先生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走民主革命的道路。辛亥革命后,先生在长沙主办了《湖南公报》和《公言》等报刊,发表进步言论,传播民治思想。他挑选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为报馆工作,在思想方面指导他们,在经济方面帮助他们。回忆在湖南办报的那段往事,先生说:那时有三个青年人经常帮我抄写文稿,一个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能代为润色;一个看到自己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成为中国著名的作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伟大的人物。先生始终没有讲出第一位和第三位青年的名字。不过,熟悉这段历史的人知道,这第三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1910年暑假,何鲁先生由同盟会员介绍到天津《民意报》工作,并加入同盟会。1912年春,何先生入清华学堂读书。因不满洋人专权,他撰写了《声讨清华校长唐国安檄文》,发表于上海《民意报》头版,外交部下令将他从清华学堂开除。怀着通过勤工俭学掌握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归国后以科学、实业和教育救国,改良中国社会,使中国富强起来的理想,何先生于1912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成为我国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从政体上推翻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他解散国会、废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不久,张勋把12岁的末代皇帝溥仪抬出来再次复辟,上演了一出12天的丑剧。这些事实说明已经统治中国两千年余的封建思想不会在一夜之间随封建帝制的消亡而消亡。亲历了辛亥革命斗争的九三学社先贤们从革命活动中看到希望也感到彷徨。一些推动中国文化启蒙运动、影响他们思想进步的、激进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面前动摇了,其中部分人甚至依附袁世凯,拥护袁世凯称帝,走到革命的反面去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封建军阀攫取,帝国主义者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不得不站出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安心研究学业。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是他们、还有当时所有进步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民主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通过革命的实践,他们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政党。这是他们成长的经历也是近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经历。

19191月,由许德珩和其他进步同学共同主办的《国民》杂志在北京创刊。许德珩在《国民思想与世界潮流》一文中说,“救今日之中国者,今日之国民也;训练今日之国民克胜救国之任者,国民思想之改革也;欲发思想改革之目标,为二十世纪新兴中国之国民者,又在吾人洞悉乎世界潮流之所趋。”同年8月,许德珩与张国焘、刘清扬、康白情等全国学联的代表到孙先生在上海的寓所拜访孙先生。在客厅落座后,孙先生对于五四运动给予了肯定,他同时认为学生要掌握武器才能对付北京政府并表示愿意向学生提供五百支枪,把学生武装起来。许德珩大胆地顶撞了孙先生,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成功,在于全国各界的群众被学生发动起来了,而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的问题在于太倚重武装斗争,没有充分地发动民众。孙先生虚心地听取了许德珩的大胆直言后表示希望与学生合作,共同推翻北京政府。在后来的一次集会上,有学生当面批评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不算彻底,孙先生对此报以掌声并恳切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

1948329是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的日子。数千名来自北平、天津的学生和青年决定当天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纪念辛亥革命黄花岗先烈大会,揭露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的真相。当局如临大敌,派出五千多名警察将会场重重包围,做出血洗北大的姿态。北大周围的交通被阻断了,许多来北大参加大会的人被阻挡在包围圈以外。九三学社社员许德珩、袁翰青和樊弘三位教授临危不惧、愤然出席大会。许德珩教授在总结黄花岗革命的教训时说:“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虽然是救中国的主张,可是谁去做呢?政权操在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所结合的官僚集团的手里,又有谁去实行呢?中国土地问题益加严重,中国人民愈加痛苦!”“中国无论哪一个政党,若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看作剥削的对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军事力量,不管它怎样地加紧压迫,它一定失败。”袁翰青教授说,我希望今天每个人都向自己宣誓:我一定永远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今天知识青年只有一条路,就是与苦难的人民同在。樊弘教授说,刚才袁先生告诉诸位只有一条路,我认为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由少数人掌权,为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压迫全国大多数;一条路是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联合起来,向独裁集团要回政权,愿意就采取和平的方式,不愿意就用武力把政权跟他们夺回来。三位教授的演讲引发了文化教育界与北平当局的激烈斗争,是当时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斗争的第二条战线的一部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梁希率先带领自然科学界学者签名支持《对时局进言》。陈立夫、朱家骅给先生施加压力,要求他发表声明否认签名一事。先生予以抵制,决不反悔。1948年,梁希先生在《科学与政治》一文中指出:“科学离不开政治,政治好比土壤,科学好比植物,植物得土壤之力才生长,科技得政治之力才发扬”,“科学工作者逃避政治,政治却紧跟着科学工作者”。1948年,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举行“自然科学座谈会” 纪念五四运动29周年,梁希、潘菽等九三学社成员出席座谈会,慷慨陈词。他们还参加学生的营火晚会并不顾个人安危地喊出:“同学们,不要害怕,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将到来”,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

抗战爆发后,黎锦熙先生随北京师范大学迁往内地陕西,在西北联大(后更名为西北大学)任教。毛泽东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特意将他的新著《论持久战》从延安寄给先生。收到毛主席的著作后,先生组织同人一起阅读。后来,毛主席在会见回陕北祖籍奔丧的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马师儒教授时,嘱咐他说:“返回陕南后,代我问候我的老师黎劭西先生”。教授在西北大学公开宣布了此事。尽管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教授还是因此被陕南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解聘了。

抗战爆发后,税西恒先生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和主张。抗战胜利前夕,税先生担任蜀都中学校长,此校成为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据点。税先生不惧风险,坚持办校。5年当中,他从未要过一分报酬,还资助学校500万元旧币,以解决经费问题。1946年,税先生以九三学社的名义与重庆21个人民团体联合声明,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为制止国民党操纵“国大”召开而斗争。

1927年“四一二事变”时,何鲁先生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面对蒋介石藉口清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何鲁公开发表演说:“蒋介石这一手做得很孬!蒋介石要闯祸!”事后陈立夫派特务到中国公学气势汹汹地追问何先生是否讲过这样的话。何先生义正辞严地说:“我说过蒋介石要闯祸。如果他不改正,他要闯大祸!”1947年东北战场国共双方重兵云集,形成拉锯战。4月,何先生等发起“重庆大专学校教授时事座谈会”,到会者二百余人。何先生首先发言:“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蒋介石做得很孬,要闯大祸;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说蒋介石做得更孬,要闯更大的祸!而且祸在眼前!”接着他列举了二十多年来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的种种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制造内战的罪行。何先生慷慨陈辞,获得阵阵掌声。次日,重庆各大报刊,包括《新华日报》均报导了他的发言。

九三学社先贤金善宝先生指出:“只要稍微了解一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只要了解一些九三学社创始人的经历,以及他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源远流长的关系,对九三学社成立伊始就同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亲密合作的关系,就不难理解了。九三学社许多创始人及前辈,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使他们受到革命的启蒙;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及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受到许多挫折而不退缩。他们经过观察、对比,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考验,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感召下,终于选择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一百年前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已经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九三学社的前辈们教诲我们不要追赶时代,为时代遗弃,而要把握时代,创造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九三学社的历史、传统和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超越前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出我们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