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记祖父许德珩与姑爹邓稼先
来源:九三学社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支社 许进  日期:2011-03-03  浏览次数:

最近,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播出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再现了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无数困难走向富强的历史。因为真实,所以感人。电视剧中介绍了我的祖父许德珩与姑爹邓稼先。在此,我讲几个他们翁婿之间的故事。

邓家与许家是世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我的祖父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在祖父的记忆中,那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皮的孩子。祖父与祖母劳君展到邓家做客时,邓稼先一边双手抓着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父母亲通报来客人了。祖父对祖母说,“邓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呀!”19508月,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祖父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他们成为了同志。1953年,邓稼先与我姑姑许鹿希结婚,他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一员。祖父和祖母当面称呼他“稼先”,两人私下谈话时称呼他为“邓孩子”,视同己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席卷全国,大、中、小学都停课闹革命了。那时,我的表姐邓志典刚刚进入中学。两年多以后,她与我的姐姐一起被分配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到乌梁素海湖边的乌拉特前旗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几十年后,姑爹的同事们仍然记得那天老邓替典典背着行李,坐公共汽车到火车站去送她去内蒙的情形。表姐当时只有14岁半。姑爹的同事们还记得,当时我的表哥邓志平只有11岁,他看到叔叔阿姨们笑的时候说,“我爸要是能象你们一样还能笑该多好啊!”接触过姑爹的人都知道他是个爱笑的人,你说话时他总是眯着眼睛微笑着听你说。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姑姑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天津茶淀农场劳动,表姐远走内蒙古荒漠,妻离子散,他还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赶在法国人之前研制出氢弹,怎么能笑得出来呢?因为在兵团从事挖水渠等重体力劳动,长期吃粗粮野菜,营养不良,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都病了。1972年,局势趋于平稳,祖父向中央统战部提出请求,希望将两个孩子调回北京工作。中央统战部在了解了相关的情况后跟我祖父说,同时把两个孩子调回来影响太大,是否先把孙女调回来,过一段时间再把外孙女调回来?祖父坚持说,两个孩子是一起去的,希望组织上把她们一起调回来。这件事反复商量了好多次,双方都没有让步。一天,中央统战部的郭彤处长到我家里看望我祖父。郭处长离开时,我陪祖父送她到大门口。我家的客厅距离大门口有三十多米远,一般情况下,祖父送客人到客厅门口为止。这次,祖父把郭处长送到大门口。一路上祖父没有说什么话,看来刚刚他与郭处长的谈话没有结果。在郭处长将要上车时,祖父突然说,“郭大姐,去的时候两个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人,你让我这个外公怎么当呀!”郭处长闻听后马上说,“许老,您这么称呼我可不敢当。我回去以后一定向领导报告。”最后,我的表姐还是没能一起回来。我听到祖父跟祖母说,“希希(即我的姑姑许鹿希)和邓孩子很久没有回来了,他们心里不好受。”一年多以后,表姐因患青光眼而病退回京。在表姐回来之前,祖父没有对姑姑和姑爹说过他曾经坚持两个孩子一起调回来,而组织上不同意。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表姐决心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上大学。她每天下班后抓紧时间补习没有学过的初中和高中知识。姑爹出差回北京时,每天晚上给表姐辅导数学和物理。表姐和表哥遇到难题时更愿意向姑爹的搭档、邻居于敏叔叔求教。他们说于叔叔讲题那叫一个清楚,比我爸强多了。姑爹听后无奈地笑着摇头。1978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以后,姑爹认为表姐和表哥的成绩不理想,他对我祖父说这两个孩子考得不好。祖父马上对姑爹说,“你不能批评他们。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少?你不能帮助他们就不能批评他们。”这是我看到的祖父对于姑爹的唯一一次责备。在家庭方面,他们对于后代的成长是那样的关注和呵护。在社会方面,他们都热爱祖国,追随中国共产党。

姑爹邓稼先矢志爱国、淡泊名利的品质源自他父亲的影响。邓以蛰教授曾经先后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是位国学深厚,学贯中西的学者。1937年北平被日本人占领后,北京大学南迁。教授因为患肺病,无法承受旅途的颠簸,屈居北平。失去了薪金的邓教授,宁愿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菜补助生活也不肯为日伪政权做事。生在这样家庭中的邓稼先怎么肯向侵略者低头?他在学校里把日本国旗撕碎了,踩在脚下。因此,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南方避难。临行前,他父亲嘱咐他说,“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从此,邓稼先在父亲的引导下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作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邓石如的后代,教授将他珍藏的几十件邓石如书法、篆刻作品和其他文物一同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十多年前,启功先生在看到邓家保存的邓石如书法碑刻拓片时爱不释手,他老人家反复观看后对我说,“完白公(邓石如号完白山人)书法的拓片都这么好,这么珍贵!”

祖父告诉我,北平沦陷后,他只身出逃。临行前,他把书籍和收藏都托付给他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也姓许,因家境贫寒,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曾经受到过我祖父的资助。他毕业后留在北平工作并娶了高官的女儿为妻。抗战胜利后,祖父从重庆回到北平。他看到东安市场的书店里有他用法文签名的书,遂去找那个学生询问究竟。原来,这个学生把我祖父的书籍和收藏全部卖掉了。讲到这里祖父对我说,“张公公(即张奚若先生)把书和收藏都存在邓家,一样都没有少!”话语中充满了对于邓教授人品的称赞。与邓以蛰结为亲家之后,祖父常到西郊燕园的北京大学朗润园去看他。教授喜欢喝酒。祖父当时享受食品特殊供应待遇,可以买到茅台酒。祖父去看亲家时经常带上茅台酒。姑姑回家时,祖父问她,我送的茅台酒典典的爷爷喝了没有?姑姑说,“他舍不得喝,我们回去时他们父子两人一起喝。一边倒酒,一边摇瓶子,听听里面还剩多少酒。”祖父听到后开心地笑了。

在三年灾害期间,有很多人饿死了,更多人因饥饿而浮肿。姑爹领导的理论组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1960年春节,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几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让南方来的同事包,生怕他们不熟悉包饺子,把宝贵的菜和肉煮到汤里面。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提到那时我祖父、祖母,姑爹的父亲、母亲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邓稼先;我姑姑省吃俭用,给邓稼先买饼干;邓稼先把饼干和粮票分给大家的故事。其实,这一点点粮票、饼干,对于那几十位刚刚毕业不久且工作劳累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真是九牛一毛,画饼充饥呀!但是,邓稼先这种以身作则,关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胜困难。大家把老邓视为兄长,而不是领导。四十多年后,已经是高级军官的孙清河回忆起当年的往事,感慨万千。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孙清河叫起来询问。等他们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孙清河等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孙清河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这时,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回想起来,孙清河依然十分激动,他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拿着老邓给我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你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因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姑爹的继任者胡思得院士回忆起有时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谈得时间较长,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这时,姑爹就拿出10元钱请大家在沙锅居吃一顿。他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火烧,带回家去吃。姑爹单位的司机任常益师傅曾经问姑爹:“为什么大家出去吃饭总是你花钱?”姑爹说,“只有跟三个人出去的时候不用我付钱,这三个人是钱三强、王淦昌和彭桓武,他们是我的老师,地位比我高。”2006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举行纪念邓稼先诞辰82周年座谈会,曾经与邓稼先共同创建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同志们共同回忆起当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大家从没有想过荣誉和奖金,一心为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努力工作并且做出了成绩的经历,感到十分骄傲。同时,痛惜老邓走的太早,没有看到今天国家所发生的变化。

在参加会议时,祖父经常遇到聂荣臻、张爱萍和钱三强等同志,尽管彼此之间熟悉,但是他们见面时从来没有谈起过邓稼先。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中介绍,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祖父的老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严济慈公公曾经对我祖父说邓稼先了不起。祖父另外一次了解姑爹的工作情况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三学社的一次会议上,王淦昌王老走过来对我祖父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祖父听后十分高兴,对王老说:“你们要多帮助他。”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生前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核武器研制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姑爹尊称他为老师。

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姑爹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给他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去世之前一年,姑爹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长级。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是他没有搬。姑姑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现在还在用的,唯一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博士时从单位借的。

姑姑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其他国家少很多。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的确,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中国的科学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

1956年,姑爹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祖父以89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6月,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五周年前夕,《光明日报》社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来家中采访我父亲、姑姑、我祖父的秘书于永水和我。他们想从我们一家两代知识分子为党的事业、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生死以之,奉献一生的事迹中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追求。姑姑回忆起她与姑爹在19588月之前的生活;那时姑爹工作很顺利,也很有成绩,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末他们总是带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姑姑描绘的是一幅多么安逸、恬静、舒适、愉快的生活画面呀。当时姑爹的事业如日中天,若不承担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他会成为一位理论物理方面的著名学者,享受美好的家庭生活。或者,他象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样,在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后到研究所从事一般科研工作,不继续研制氢弹和第二代核武器,他也不会英年早逝。当记者问我姑姑,如果让邓稼先重新选择,他还会走这样一条路吗?略微停顿一下,姑姑和我都肯定地回答说,他会的。祖国把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交给他,他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生命。一生能够如此地被祖国信任,又能够如此地报效祖国,是多么难得啊!姑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