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 共担使命
来源:第五综合支社   闫贤良  日期:2018-05-09  浏览次数:

回忆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1948年的“五一口号”是中国政治道路、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的标志性原点,在百年新中国还有30年的历史时刻,我们在此召开纪念活动,更重重要的意义是未来30年如何走的更加坚定更加稳固更加辉煌更加灿烂。

1.不忘初心

1948年5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的国民党“行宪国大”闭幕,蒋总统准备就职上任。中共毛泽东、周恩来听取了民盟中央沈钧儒和爱国华侨陈嘉庚向中共中央的建议,由中共向各民主党派提议,成立“产生联合政府”的筹备机构,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于是,有了五一口号第五条。

(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政治协商会议”这个称谓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听取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提议,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和平建国大计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将军提出来的。当时,中共和国民党共谋中山先生倡导的多党共存五权分立议会制,有了《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中国共产党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共商多党制的民主宪政国家制度,要求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但是,在军队国家化的谈判中不能取得共识,当年10月底,国民党军队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第二年,国民党向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双十协定》一周年的10月,周恩来还在南京和谈,国民党军队攻占了张家口,11月,国民党筹备“制宪国民大会”。期间,暗杀了民盟中央的李公朴、闻一多,打伤了郭沫若、章乃器等民主人士60多人,殴打马叙伦等和平请愿民主人士。几天后,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被气死。当时周恩来痛哭,对着马歇尔说,如果国民党用武力,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没有武力,你们却这样对付民主人士。对着梁漱溟说:“我的心都碎了”。于是,有了1946年国民党“制宪国大”的延迟,有了1948年5月1日的国民党“行宪国大”和蒋总统就职。“该让的我们都让了”,周恩来彻底绝望,他让新华社发出公告,这是蒋记国大,我们不会承认其合法性。在这一时刻,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响应,筹备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政治协商会议”。我们要牢记中国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史实和共商建国大计的初心。

2.道路选择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各民族党派共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创造,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的选择。二战之前,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有“三种主义”,一个是意大利、德国、日本奉行的“法西斯主义”,一党专政独立裁决的军政国家制度,源自尼采哲学,德国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另一个是源自孟德斯鸠哲学的三权分立民主资本主义;第三个是源自马克思哲学的社会主义。二战结束后,全世界人民都感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国家高效和人类涂炭,蒋介石也不再坚持党国独立裁决的军政制度,同意建立国共合作的民主资本主义制度。而事实上,中国在推翻封建王朝的短短30年时间里,探索和实践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各种政治制度。

1912年的君主立宪制,英式政体,结果被袁世凯蜕变为复辟帝制。孙中山不得不进行二次革命。君主立宪制在中国仅存了4年。

一党专政的独立裁断式军政制度,意大利和德国式,蒋介石模仿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实施了1927年的4.12大屠杀清党运动,推行“以党治国”的党国制度,主张党是政府的灵魂,党指导政府,党领导一切。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取消了训政约法,结果阎锡山、冯玉祥等在野派召开了西山会议,反蒋立宪。尽管1928年-1938年,被称为民国黄金十年的训政辉煌,但终究在“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在反独裁的抗议声中走向抗日。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双十协定》,被三年的内战破灭,中国尝试的五权分立、军队国家化的宪政资本主义道路宣告失败。而1949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并没有选择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建立了长期共存的“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中民主党派成员的政治安排,成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最好时期,六位国家副主席中有三位是民主党派成员,四位政务院副总理中有两位是民主党派成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有黄炎培、马叙伦、高崇明、沈钧儒、司徒美堂等民主党派人士和陈嘉庚、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15人,真正意义上执政党和参政党各占半壁江山。而且,最高法院院长是沈钧儒,最高人民检察署有无党派的蓝公武。这是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的原点。是我们纪念五一口号永远不要忘记的中国政治创造。

3.九三使命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回首来路,可知将来。今年纪念“五一口号”,很多九三成员提到“响应五一口号时并没有九三学社”的历史,邵鸿副主席还专门谈到新华社曾因没报道九三学社“宣言”被周恩来批评的那段历史。

历史上,九三学社确实没有在发布“五一口号”时及时公开声明。今年社中央召开“五一口号”纪念活动时,邀请了涂长望的小女儿涂多彬到会,她回忆了当时父亲正在南京做地下工作。我查阅资料,1948年,涂长望任中国科协总干事、国际科协常务理事、中英科学促进会理事,利用官办身份为迎接新中国在国统区进行科技人才调查。1949年抵达北京后,被任命为气象局局长。

而当时的许德珩、袁翰青、薛愚、严济慈等九三前辈们,正在北平公开呼吁美蒋飞机停止破坏文化机关和文化古城,并与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剿总”副司令邓宝珊进行和平解放北平的秘密地下工作。因此,九三学社的“迟到宣言”在9个月后的1949年1月26日才宣布。许德珩、劳君展进京后的一次宴会上,周恩来说:“一别两年,你们所做的事我们都知道。” 政治协商筹备会议上,周恩来特别说明,不能不考虑有的团体还不便以团体面目出现,还希望那个团体在地下工作上有所作为。这个团体就是北平许德珩先生领导的九三学社。

回想赵九章关于发射中国卫星的建议,黄汲清、谢家荣的油田开发,王淦昌、邓稼先的核物理研究,张西曼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往来,以及后来的三江源保护、非典应急启动,九三人历史上就是默默无闻、死生可托的密友,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挚友。面向未来30年的中国创造,九三学社的科学使命同样需要我们默默无闻、殚精竭虑地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