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永存天地间___记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郝诒纯院士
来源:   日期:2006-11-25  浏览次数:

91是学校开学的日子,先生高兴的日子。每年的这一天,先生面对课堂里那些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从那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眸子里看到事业的未来,科学的春天。先生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在大学里学生们只对那些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师称先生。在20世纪最后一个开学典礼后,人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学术报告厅为他们景仰的先生——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郝诒纯院士庆贺80岁的生日。先生那硬朗的身骨、矍铄的精神、清晰的思路、脱俗的谈吐,使她的亲人、朋友、同事、学生们认定,他们还会聚在一起庆贺先生90岁,100岁的生日。然而,仅仅9个月后,他们的再一次相聚竟是为先生送行。

胸怀祖国  少年壮志不言愁

192091,上苍把一个漂亮的女婴送到湖北武昌一户姓郝的人家。自幼饱读圣贤书的前清秀才郝绳祖师承祖上医术,以治病救人为生。读书人的良知使他无法漠视腐败清王朝下的民不聊生,毅然加入了旨在推翻清政府的同盟会。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郝绳祖与董必武、李汉俊等共产党人一同在湖北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父亲为革命奔忙的身影给年幼的郝诒纯先生留下难忘的印象。“4.12惨案后,在白色恐怖中随父展转逃亡的生活,在她幼小的心灵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受父亲的影响,先生自幼就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铭刻在心。

书香门第的郝诒纯先生在知识的海洋里自由地遨游,寻觅其中的真谛,就读于北平师大女附中时,听历史老师讲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耻辱,听地理老师关于找到矿产----发展工业----强国富民的教诲,强烈的爱国之情在她胸中激荡,为祖国富强奋斗终身的信念在她脑海里扎根。

国难当头,少年郝诒纯像她的父辈那样无法漠视。1935年,她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参加了“12.9”运动;19362月,她又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担任北平西城区区队长;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7”事变后,她在组织的安排下转学到天津,担任天津“民先”总队部组织委员,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活动。1938年,年轻的郝诒纯奉党组织指示绕道赴延安。途中因战乱受阻,经上级同意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她仍是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群社”的发起人之一,连续两年当选为学生会主席。

受早年参加过著名“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袁复礼教授的影响,“自己开发矿产,不让外人掠夺”的壮志促使先生弃文从理,改学地质。上大学期间,由于中断了与家人的联系,经济很困难。她只好靠帮人洗衣服、刻蜡版、当家教挣钱坚持学习。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地质系的学生出外考察条件艰苦还不算,遭遇劫匪的事也时有发生。当时,女子学习地质专业不光要克服生活上的困难和野外工作的艰苦,还要面对一系列的性别歧视,常常因“女人不能下矿井”的无理理由被拒之门外。身边的女同学一个又一个的悄然离去,倔强的郝诒纯先生不为所动。“找矿报国”的壮志支持着她,神秘的大地吸引着她,困难、艰苦、歧视难不倒她,郝诒纯先生执拗地留下来。她不相信,女子注定当不了地质学家。1943年,先生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几十年奋斗的经历证明她成功了。

寻找宝藏  踏遍青山心不老

地质学是一门从研究地球的物质和地壳的构造入手,探讨地球的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化石是古代生物的遗体、遗物或遗迹埋藏在地下变成的跟石头一样的物质。研究化石可以了解生物的演化并能帮助确定地层的年代,对化石的研究是进行地质研究的基础。在地质学家眼里化石如宝,石中自有“黄金屋”,自有“颜如玉”。

几十年来,郝诒纯先生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情有独钟,对“有孔虫”和“介形虫”化石的研究更是如醉如痴。“有孔虫”是一种微体古生物,其化石形成于古生代及其后的海相沉积中;“介形虫”是属于骨节枝动物甲壳纲的另一种微体古生物,它的化石产生于寒武纪晚期到新生代的海、陆相沉积中。这两种化石不仅可以鉴定地层时代,更重要的是对石油地质的研究有特殊的价值。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先生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开始教授古生物学等课程。1956年,她与杨遵仪、陈国达两教授合编了我国第一本高校《古生物学》教材。1957年,先生被派到前苏联进修,为实现寻找石油和研究边疆中生代地层的理想,她选修了微体古生物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古植物中的轮藻、硅藻、钙灰藻和孢子、花粉及古动物中的有孔虫、介形虫、牙型刺、放射虫等门类的化石都是她研究的对象。这些化石对研究地质学和石油地质的意义非凡,化石现存自然条件的恶劣也同样非比寻常。无论是冒着迷路的危险,走进高加索无际的原始森林填制地质图,还是把自己悬挂在几十米高的黑海边陡峭的悬崖上观测地质剖面,对于从小立志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的先生来说困难、艰苦和危险都不在话下。她用俄文写出的《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沃罗西斯克一带白垩——第三纪有孔虫及其地层意义》论文,得到前苏联专家的一致好评。专家们认为,论文对工作区白垩——第三纪有孔虫生物地层进行了一次系统总结,提出了地层划分和对比的正确方案。1959年秋,先生回国后协助杨遵仪教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层古生物专业,写出了我国第一本微体古生物学讲义,并亲自授课。

我国的石油资源既产于含有孔虫的海相地层,又产于含介形虫的陆相地层,先生深知研究有孔虫和介形虫对寻找石油的重要意义。60年代初,她带领课题组三赴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她在寒冷的大庆荒原上奔走,在钻井机旁侯立,在实验室里忙碌,终于从陆相介形虫化石和其他微体古生物的研究中,证实大量的石油沉睡在这古老的荒原深处。文革期间,她顶着巨大的压力,与其他地质工作者合作,对以前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于1974年出版了专著《松辽平原白垩纪——第三纪介形虫化石》。这是我国第一部对非海相白垩——第三纪生物地层和介形虫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世界上最早研究微体化石的美国和前苏联,在当时也未发表过陆相介形虫与生物地层和石油产生相结合的专著。专著的发表对生产和科研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74年到80年代初,年过半百的先生的目光又瞄向海相地层,带领学生三进塔里木盆地进行考察。通过对盆地西部生物地层的研究,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地层层序,系统研究了所含有孔虫化石及古生态和古地理意义。1980年,她又主持出版了另一部有影响的专著《有孔虫》。

作为老一辈的科学家,先生对她所从事的学科有着惊人的敏感和预见性。20世纪50年代,她意识到微体古生物学将对我国的油气资源勘探起到重要作用;80年代,她又注意到钙质超微化石的应用前景,不仅在国内率先开辟了这一新学科,并使之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在她的指导下,经过六年的努力,学生们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学微型机算计辅助研究系统,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于1987年通过部级鉴定。系统和软件被生产部门采用,提高鉴定效率数十倍。

几十年,先生搞科研著书立说著作等身,执教鞭教书育人桃李满园。

几十年,先生始终迈着坚实的步伐从渤海之滨走到塔里木腹地,从北国大庆走到南海诸岛,她的足迹遍及许多油气勘探区。为了给祖国寻找宝藏,先生以不老的雄心踏遍祖国的青山碧水。

肝胆相照  民主科学求昌盛

1950年底,经北大地质系主任孙云铸先生介绍年轻的郝诒纯加入到九三学社的行列中。当时,在北大红楼附近的中老胡同住着许多北大教授,其中有不少是九三社员,如裴文中、杨钟健、尹赞勋、韩寿萱先生等,他们都是郝先生的师长。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自称为“中老胡同小组”,在组长孙云铸先生领导下进行学习活动,郝先生是小组的秘书。新中国的诞生给这些毕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知识分子极大的鼓舞和希望,尽快学习提高以适应新形势的迫切愿望使大家忘记白天工作的疲劳,时常利用晚上活动,并主动按月捐赠活动经费。小组中团结、和谐、民主、舒畅的气氛,我社前辈们的爱国主义思想、艰苦奋斗的作风和积极奉献精神,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坚定信心,使先生深受教益。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她一直以九三老前辈为榜样,为做好社的工作鞠躬尽瘁。

1992年,先生作为九三中央副主席,兼任社市委第八届委员会主委。在短短的5年里,她带领全市社员积极履行参政党的职能,努力加强自身建设,使社组织不断壮大,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加中共北京市委召开的政治协商活动,是社北京市委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形式。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每次参加协商会议之前都进行认真准备,抓住关键问题,坦诚直言。特别是1995年,“陈王事件”发生以后,先生尖锐地对北京市任用选拔干部和领导干部自律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意见的建议,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称赞。

先生不仅重视组织好社市委向市政协提出的党派提案,更重视逐步建立党派的参政议政机制。在她的领导下,社市委注意围绕北京市的重大问题和群体迫切需要解决的总是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具体建议。例如,我社就密云水库水源问题提出的提案,受到国务院、水利部和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很快采取了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先生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和市人大副主任,积极参与国家和本市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她还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在先生的主持下,社市委通过了“关于加强参政议政工作的意见”,推进了社市委参政议政工作的规范化。

先生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她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多次出席社市委举办的基层干部学习班和新社员学习班,为基层干部和新社员讲社史、社章,教育大家要继承社的优良传统,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在先生主持下,社市委制定了区工委、基层委员会和支社(小组)工作条例,通过了“关于加强基层工作的意见”。这些都为把基层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起了重要作用。

先生积极支持社员们的有益活动。当她得知“九三合唱团”成立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她说这不仅会活跃社员生活,也是社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活动,她十分高兴地担任了合唱团的名誉团长。在合唱团庆祝成立两周年时,她因工作繁忙,不能参加活动,特意打电话表示祝贺,并鼓励合唱团取得好成绩。

领导班子的建设是社的自身建设中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先生特别注意班子的团结,经常和班子中的同志个别谈心,诚恳提出存在的不足,热情帮助大家处理好各种关系。先生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她的带领下,社市委领导班子成为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受到了领导和广大社员的好评。

先生时刻不忘带领下广大社员为社会做更多的有益工作。在她的支持和带动下,九三成员为河北涞水县希望工程捐款3万余元和一批图书,她亲自带队把钱和书送到贫苦农民的手中。先生亲自参加社市委为中学生办的科技夏令营开营仪式,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还亲自主持召开社市委科技服务研讨会,和社内外同志一起共同探讨深入开展科技服务工作的途径。

先生十分注意加强社市委与其他兄弟省市社组织间的交流,除支持社市委机关组团向社江苏省委机关取经学习外,还倡议组织华北二省一区二市社组织定期召开社务工作交流座谈会,一直延续到现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975 月召开的社北京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先生虽年事已高,不再担任社市委主委一职,但又被选为名誉主委,她仍然继续热情支持和关注着社市委的工作和活动,她为新社章学习班作学习辅导报告,她参加了社市委召开的“五四运动周年座谈会”和“纪念中共中央十四号文件发表10周年”座谈会,发表内容深刻的重要讲话,对社员的教育很大,也使我们深受感动。

回顾往事,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那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正直高尚的人格魅力,令人敬重的渊博学识,都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永远鼓舞和激励着每一位社员,她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高风亮节  精神永存天地间

先生出身于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听父亲讲民族英雄的故事,看父亲为百姓治病、为革命奔忙,耳濡目染,为民报国的爱国主义思想深深埋在她的心里;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老一辈知识分子对民主与科学的执着追求,影响着她的一生;先生成长在战乱之中,对侵略者的仇恨和艰苦生活的磨练,炼就她不屈的品格和艰苦奋斗的作风。

1956年的《古生物学》,到1988年《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先生独自或与他人合作,共完成地质学、古生物学专著八部及学术论文数千篇。这累累的硕果来自于,先生坚持开拓创新的源泉在于实践的观点和科研中注重实证的方法。每篇论文的发表都是先生心血的结晶,从在野外现场收集第一手资料,到实验室中对的样品分析、鉴定工作,先生坚持亲自动手。先生说:“不是自己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就不敢动手写文章,不经过亲自实践就不敢随便下结论。”先生认为:对待科研的科学态度还不仅是追求实证,在实践的基础上对自己的观点要敢于坚持,才能站在科研的前沿。50年代,对北方热河动物群时代问题的争论,80年代关于计算机系统在微体古生物研究上的应用,先生在反对声中坚持观点,不随声附和,实践证明:她的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

先生多年执教于高等学府桃李满天下,学生们对她的最深印象是“严”。首先是对自己的“严”,先生对教学非常认真负责,不断更新内容,反复推敲教案;她重视每一堂课的讲授,她不光要求自己课讲得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教具使用合理、时间分配科学,连板书也要漂亮。先生对工作的完美追求,深得学生景仰。先生对学生更“严”,因为他们是祖国科学发展的希望。她不光要求学生勤奋学习,踊跃提出问题,还要他们积极实践从中发现问题,并且不放过他们的每一个错误,包括论文中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平日里,先生待学生和青年教师如慈母,手把手地教导,时时不望奖掖后人;但在学习和工作中,先生对他们毫不手软的从严要求,随时指出其缺点和失误,并给予帮助。

在先生字典里只有奉献和付出。50年代初,先生授命参加编写新教材的工作,要求是边编写边授课,教案常常定于头天晚上。在西城区瑞王府夹道的校本部,对新教材的讨论往往进行到夜里10点多,先生再骑车赶回东城区沙滩的家中连夜备课,从不耽误第二天的课程。那时,先生家有幼子,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先生的付出是可想而知。改革开放后,先生在事业上成就日渐丰硕,而先生承担的社会工作也越来越繁重。自1983年始,先生历任社中央第七、八、九届副主席、社北京市委第八届主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十届北京市人大副主任,全国妇联第六、七届副主席,并于1993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派,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组织的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两届被选为该论坛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先生虽热切希望专心致志从事自己的专业,但面对组织和人民的重托,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担着这几付重担忙碌着,工作着。她的付出与奉献谁能算得清,又如何用言语表得明呢?

多年来,先生身居高位,但始终保持用平常的心态对己对人。在社内她既是领导,又是地质大学支社的一名普通社员,关心着支社的工作和成员思想。她嘱咐支社干部说:我是一名普通社员,支社有活动要通知我参加。先生说到做到,她以老社员、老主委的身份帮助支社审核社志的初稿,亲自将九三组织的救灾款物送到支社主委手中。每当她因工作繁忙不能参加活动时,总要事先请假。先生的组织观念和道德风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年轻的社员们,地大支社的工作一直非常出色。在先生心中,各种官位的头衔只是要求她做得更好的标尺,从不把它们挂在嘴边,放在心上。在一次重要会议中,她因劳累病倒,住院时她只说自己是个教师,被安排在十几个人同住的大病房,同志们劝她换一个房间,先生执意不肯,说病已快好,不必麻烦。

先生年轻时聪慧、秀美、健康。她爱读小说,爱听音乐,爱背颂古诗词。上大学先生还是校篮球、排球队的队员,在田径场上也时常出现她矫健的身影。后来,工作和事业的繁忙把这些爱好都挤掉了。但你不要以为先生只会工作,不会生活。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虽然家具大多是旧的,但布置得很温馨;虽然老两口吃了一辈子食堂,但先生会烧菜;虽然年轻先生忙得顾不上管儿子,但为了支持小两口在美国拿到学位,先生帮忙带了孙子、带孙女。先生生性豁达,一切看得开,她不喜欢谈文革中她和家人受到的不公平和磨难,她认为:一个科学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科研的权利。先生性格坚强,不服输。12年前,先生得了癌症。面对体内的变化,先生心胸开阔坦然对之,手术、化疗、按期检查。正是先生的豁达和坚强,为她赢得了12年的时间。先生追求完美,做人做事均求极至,不仅事业非凡、能力非凡、思维非凡,而且,气质非凡。先生安详的神情、从容的举止、得体的衣着、脱俗的谈吐、儒雅的风度给人们留下永远难忘的印象。

先生走了,脚步匆匆。她给我们留下了未竟的事业和车载不尽的精神财富。先生的精神在天地之间永存。             

 

(周立英写于20019月)

 

 

 

 

注:本文发表于《民主与科学》杂志2001年第5期,《中国统一战线》杂志2002年第1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