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绂曾:我的人生价值观
来源:   日期:2010-05-25  浏览次数:

感谢社中央关心,到这里和大家交流。在座都是社中央领导,我社精英,我既深感荣幸又很不安,怕浪费大家时间。我认为,社组织对于我确似温暖的家庭。社员之间一面成知己,两面就可深交心。我们弘扬民主与科学传统,使九三人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有共同的追求,这是我们亲密无间的思想基础。因此今天我愿意从价值观点谈一些人生感受。在组织内部,是浅谈也是“裸谈”,发自内心,仅供参考。有些观念在今天可能已经落伍,希望得到大家指教。

一、对价值观的几点浅识

价值观是个人、群体或整个社会对客观事物、对社会发展的性质、构成、标准和评价的本质看法、态度,决定自身追求和相应的行为准则。主体与范畴不同。人生观是个体在人生过程中对不同时期感悟形成对价值的认知、判断从而确定自身追求和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主导当前中国全社会思想、行为的价值判断准则。

价值观源于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事实上每个人的价值观都自觉不自觉有其哲学依据。以人生观而言,我认为唯物论和辩证法是重要的基础。唯物论强调客观存在、物质、实践,辩证法强调的是发展、改革;变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

一切价值观都要融于核心价值体系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的是社会范围的价值观,她涵盖了社会多样化的价值观。因此作为社会成员,时代一分子,应把自己的人生观、理念、标准融于核心价值体系之中,才有生存、发展和实现的空间。

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根本就是科学发展、建立可持续社会。因此,在政治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定道路,在国际上包括对美国采取韬光养晦从而争取发展强大的时间空间,经济上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克服资源约束,社会上正确处理人和自然关系达到和谐等等,都是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大家知道比我多,今天我主要从自己人生经历谈谈我人生价值观形成的一些过程。

 

二、一些基本理念对我人生观形成的影响

我出身于封建礼教家庭,从小受孔孟儒家哲学一些熏陶。孔孟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和老、墨、荀子的道德观,在今天构建核心价值体系中有部分传统的继承。但影响我最大的还是在入大学前后,新旧中国交替、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尤其新中国成立初期,我进入大学,通过政治大课学习、政治运动,汲取了过去背景下我所全然不知、但又非常易于接受的新理念、新思维。从解放前只担心“毕业即失业”个人前途无望,转变到置身于爱国家、爱人民、为人民大众服务一分子的立场,这一转变影响和决定我的一生。

举几个影响我转变比较深刻记忆的观念,虽然这些在今天已很普通,而当时却是激烈辩题:

1、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实际是一个群众观的问题。解放之初,全国人民都高呼毛主席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丰功伟绩,歌颂人民领袖是大救星。无可置疑,在革命斗争、战争过程中领袖起着关键决定作用。但不可否认,南京的解放如没有百万雄师渡江,只有司令和政委是不行的。因此英雄是在人民群众中成长,英雄业绩是靠千千万万革命战士包括大规模支前老百姓共同谱写的。所以本质上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推而言之,其他的事业、一般的岗位何尝不是如此?

2、生死观。解放初学习许多战争时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例如,解放战争时期15岁的刘胡兰在敌人屠刀下威武不屈、英勇就义,青年战士董存瑞手持炸药包摧毁敌人碉堡,同归于尽,许多“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感人事例。这些学习也曾鼓舞我在当时抗美援朝、反帝爱国斗争中,经过思想斗争和一些同学在校园内贴出第一张申请参军参干大字报。全班40人有12人被批准,我虽未获批准,但也经受了锻炼。后来到和平时期出现在平凡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雷锋,带领人民群众战胜干旱盐碱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他们都用毕生的爱心和勤奋体现了人生的价值,死得重于泰山。这些在当时经常使我感动而流泪,打下深深烙印。

生与死是每个活着的人常遇到的考验。今天,翻开每天的报纸,几乎一边看到许多在困境、逆境、危难境地不顾个人安危而伸出正义救援之手,体现人生价值的普通人群;另一边又可看到一些社会渣子疯狂、残忍、乱砍滥杀无辜或者个别神经脆弱因“绝望而轻生”的人。显然是两种处世哲学、两种价值观,真是“重于泰山”与“轻于鸿毛”的迥异。今天我们常担心“8090”后年轻一代能否继承传统,但是在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中,许多青年正义而英勇的表现令我们刮目相看。我们应该有绝对的信心,中国的未来是绝对“后继有人”的。更令我们感动的是,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历次灾难中第一时间决策、第一时间亲临现场。都是60多岁的人,在4000多米高原缺氧环境,奔波于瓦砾之中,给灾民、给地方送去温暖、慰问,送去希望和信心,这不也是生死价值观崇高的体现么?

3、苦乐观。解放初一个重要学习课程是关于劳动与剥削。是劳动创造了历史,创造了人,这对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我,是既新鲜而又本质的理念。小时候“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训条受到冲击。劳动光荣,劳动创造物质生活,劳动人民是可敬的,这些在我经历政治运动批判并在实践中与农场工人、农村农民同铲地、同收割,与猪倌、牛倌同榻而卧中有了体会,并且对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视为可耻。深入到最基层,才会了解国家的全局,才会理解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农民、工人一年365天干着同样艰苦、同样辛勤的活计,但从不怨言,从无遐想,人生观朴实无华,使我看到自己的差距。现在时隔半个世纪,城与乡都有很大变化,国家前进了一大步,共产党的宗旨消灭工农、城乡、体力与脑力劳动“三大差别”已有很大改观,而且已跨入了城乡统筹的实施阶段。但是,即使在今天,走出北京一百公里,更不用说到西部山区、老少边穷地区走一走,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的差距常会引起我的愧疚之情。

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苦乐观。城市人以住别墅、高楼为享受,而农民,特别是老一辈农民以不离本乡本土为安乐。在贵州,我曾见到一位山区农民拒绝在村里为他在山谷平地新农村安排的新居,而宁愿自己独户在二三千米高山的茅房草屋。我们知识分子往往视体力劳动为苦,但干体力活的人3天不下地就感到不舒坦。回想起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常劳动下乡,背着行李徒步四五十里并不觉苦。如果从健康角度而言,我今天的体质未尝不与那时锻炼相关,也可说是先苦后乐。

4、名利与荣辱观。“光宗耀祖”是封建社会的人生动力。即便今天,人的志向与名利荣辱也紧紧联系。青年立志往往以功名有成,业精而获厚利的先辈为榜样,这无可厚非。人无不愿“流芳百世”,人无愿为“遗臭万年”;没有人在“家财万贯”和“一贫如洗”之间不选择前者。但是立足于时代精神、遵循道德规范、追求人生价值的志向和单纯追名逐利的个人主义行为是两码事。在1958年我因单位指标未满而被补成最后一名“右派”时,批判我的主要论据就是“极端的个人名利主义”,根据是当时批判作家丁玲的“一本书主义”,而我在大学毕业工作五年中整理研究成果出版一本书,学俄文翻译出版一本书(实际是小册子而已),还有多篇论文和总结等等。虽然我并不认为批判反映了我的本质,但还是对我有终生警醒的意义。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我和科技人员写的论文、总结一律都是以集体或单位署名,这成了批判个人主义的矫枉过正。在反右与文革中,我亲眼目睹一些人昧着良心,凭空捏造制造冤情,图的是个人未来“前程”,踩着他人的肩向上攀登,其中包括我的个别助手、同事。但这些人为数不多,最终梦想并未实现,社会不予满足。所有这些经历使我在为革命理想、为人民事业和不讲道德甚至不择手段谋求个人所谓名利,二者间的本质区别有了深刻认识。

其实一个人的成就固然有自身努力的因素,但机遇也起重要作用。当今国家需要,制订许多政策使人才脱颖而出。但有时仅一岁,甚至一月之差就决定了升迁与否,似欠公正,但这是大局。我自己就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机遇,例如解放前夕,我家去台湾,我只为求高中毕业文凭而滞留,想不到两地成了“两岸”。如果当时跟随去了台湾,而今又如何呢?又如改革开放,国家纠偏平反选送我出国,回国后立即吸收我入“九三学社”;赶上新时期统战形势需要,我一路从普通研究人员而到副院长、院长;又正赶上中共中央[1989]14号文件出台前后,我当上了国家农业部副部长。其实从个人而言,虽在不同岗位经受了一些锻炼,提升了一些素质,本质上我还是我。虽是身为“高官”,除分工、责任及相关待遇不同外,我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我对自己的“偏得”比较清醒。

以上谈了几个观念,当然还有当时“一边倒”倒向苏联,两大阵营以及共产主义阶段论等在政治上也打下较深烙印,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决定着我的人生观。记得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政治上跟着共产党是我人生坚定的信念和航向;事业上当官不做官,是我人生处世的原则和信条;工作上促进团结、凝聚、整合是我人生修养和做事的方法”,确确实实是我人生价值观的写照。

 

三、我的幸福观

即将进入耄耋之年,体能自然有所衰退,但我自认心理上并不老,还葆有一定激情和前进动力。我确实经常被我所接触的事物、环境、人们所感动,确实经常有比较浓重的人生幸福感。中国的进步,中国的发展,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人的奋发图强等等,无不使我深深感到自豪。尽管在发展和前进中有自然和人类的各种问题、困难,但是我认为一要懂得理解,运用辩证法掌握认识规律;二要有足够信心,相信历史前进的步伐;三要摆正自己的角色定位,既要尽力又不能过高估计而力所不及。历史发展、社会进步都有客观过程。春节我去三亚,和大多人一样认为目前三亚的市政建设、交通卫生、人的素质都难以和国际旅游岛的称号对接。但是当我想到30年前去深圳,当时也不过只是一个小渔村。特区30年的巨变使我相信,三亚的国际化也许不再需要30年就可以实现。

凝结自己人生,我的幸福观建立在“三乐”基础上。

1、知足常乐。什么叫幸福?常以衣食住行为标志。想当年改革开放后一件的确良外衣成为我最好的礼服,倍加珍惜;而今衣履满柜却也视之平常。想当年我和爱人常年两地分居,每周一次“牙祭”成为一家5口翘盼周末的期待;而今天天“过年”却没有年味。想当年从反右到文革,因爱人工作变动,家在长春的住房一步步降低标准,最后在一个堪称贫民窟的11平方米小屋5口人挤住了差不多10年,但邻里和谐充满人性乐趣,而今住上了部长楼,据说还没达标。想当年徒步下乡、硬座出行,一次出差武汉,22小时长途使两腿红肿,而今出行以车、飞机代步不费周折。这一系列对比,我怎能不知足?对于物质生活,我不但满足,而且常有抱愧,总觉得自己贡献少,从社会获取多。不过我也确实见到和我身居同位的个别人也常常牢骚满腹,“此山只望那山高”。

除了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精神。从离开农业部岗位后到人大、政协乃至全部退下来,我一直从自己背景出发,要为“三农”和“小草”两个弱势群体做些力所能及的有益事情。感谢组织和同志们对我信任、给我机会在退休之后发挥余热,虽然工作微不足道,但能做些实事,对我是一种享受。一个医生朋友鼓励我多出去走走,多到基层看看,多感受社会前进步伐,保持健康向上心态;而就在家对面、设施完善的高干活动中心我却很少问津。并非高尚,志趣不同而已。我身兼农学会、草学会、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名誉理事长,还是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等等,都有些事做,在中国农业大学还有一定业务。经常和中青年在一起,我感到生活充实。和大家不同,我现在只是有责任感但没责任和压力,但经常处于老有所为的幸福之中。我常想起九三学社农口的老前辈。当年在九三学社农业部支社过组织生活,90多高龄的金善宝、程绍迥两位老科学家都是早来晚走;周尧先生95岁高龄还孜孜以求以蝇头小楷撰写论文。想起他们,我就充满力量。

2、助人为乐。我人生中得到许多老师、挚友、领导在思想、工作、生活上的帮助。现在自己人生中得到一些有益经验,拥有一定的人际和社会资源,因此也把能对别人困难、进步、要求给予力所能及帮助作为一种义务。我们处在充满友爱的社会。但经常会看到上下、左右、单位、部门之间由于缺乏沟通,想干事又有能力干事的人找不到支持的门路,而有些事又缺乏干事的人,因此我比较愿意在我熟悉领域搭桥牵线,做些益于事业、益于同事的事情。特别是我对于促进贫困农村的发展,促进有为青年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义务与责任交织的感情。当我看到自己参与的扶贫工作取得一些成就时,感到一种满足的快乐,当我看到我所曾经给予一定帮助的青年人有进步时,也感到一种愉快的享受。至今我还记得我在吉林当院长时和班子决策的两件事,一是着力提拔了几位30岁左右的处长,改变长期副职主持工作局面;二是国家刚设立学位制度时,作为地方科研部门,克服困难,突破当时局限招收80名硕士生,如今早都已是国家或在国外农业部门或单位成为骨干人才,同时也都成为我的好友,见到、想到他们我都感到一种幸福和愉快。

3、和谐常乐。刚参加工作时,我就被分配到一个不够团结、不够和谐的研究室,让我去做些工作。这个单位由于不团结、受影响难出成果,而且人人处在明争暗斗、紧张防范的气氛之中,最后受到批评,主要成员调离。这给我打下深深烙印——“团结才是凝聚力量、做好共同事业的基础”,在以后我的事业和在不同单位一直非常注意同志间、班子成员间的和睦共事关系,减少许多人为痛苦。我体会同事、同志间做到团结、合作共事,除自己摆正位置不贪不占,不做非分之求,不损人利己,讲究职业道德外,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之所想,尽可能帮助他人在原则基础上实现正当追求是亲密共事重要一环。这样才会利人利己,心安理得,心情舒畅。此外,我还从正确对待同学、同乡关系中获取快乐。我十分珍惜同学,特别是大学时代同窗情谊。去年为纪念入学60周年,我们班友第五次聚会于北京。这些年来我们一起编写过参军参干运动中被授予“金日成班”的班史,编写过仅存在14年复旦农学院的《史话》,成为有价值的档案。我们班出过大学校长、农业厅长以及业绩卓著的农业育种专家;有参军后因政治原因送回原籍、通过努力取得优秀称号的教师;有在北大荒一辈子获得劳动模范称号但退休时仅位居副科级的实干家。职位不论高低,生活不论贫富,我们在一起分享不同岗位的60年奋斗历程,共同探讨健康延年幸福之道。我的祖籍在皖南,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故乡,青山绿水和特色鲜明的徽派建筑使我一下就爱上了故乡,并在可能范围做一些有益于家乡发展的事。在一次我家亲属共同回乡寻根活动中,我们建立的洪氏教育奖励基金,虽然金额有限,但10年来最早受奖同学已在大学高班。最近为了使新建D字头高铁在县城附近设站,我通过林业局有关同志协调了自然保护区与站址问题。小小的一个问题,惠及几十万乡亲,我也动用了九三学社的资源。

在我的幸福人生中,九三学社组织给我提供许多机遇、平台和幸福源泉,我要借此机会再次向九三学社中央及在座各位表示我由衷的感激和敬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