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资料

近日，我受命整理我社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资料。经查阅我保存的档案文稿，有以下收获。

1．《九三学社概述》1951年版

因为只找到文件的首页，故不知印制的准确时间。从其中“1950年12月，本社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内容判断，应印制于1950年12月至1951年间，姑且称其为1951年版。

此文件的首段文字为：“抗日战争后期，即1944年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陆发动新的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而重庆蒋介石匪帮阵营中，投降的空气十分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日益猖獗。重庆一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对于当时的时局问题，极为焦虑。乃由许德珩、潘菽、税西恒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

2.《九三学社概述》1952年6月22日版

此文件的首段文字为：“在抗日战争后期，即1944年11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大陆发动新的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而重庆蒋介石匪帮阵营中，投降的空气，异常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日益高涨。重庆一部分文教科学界人士，对于当时的时局问题，极为焦虑。乃由许德珩、潘菽、税西恒、诸辅成、黄国璋、张雪岩、孟宪章、涂长望、初大告、劳君展、笪移今、彭饬三等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

3．《九三学社四十年》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

《1945—1985 九三学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册》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厅

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是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抗日战争的后期。当时，国民党战场继豫湘溃败之后，桂林又告急，国民党当局不但在军事上面临崩溃的局面，政治与经济上的危机也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废除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彻底改变误国政策，驱逐政府中的法西斯分子，挽救国家的危局。在此严重危急关头，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一号召，获得了各阶层人民的热烈响应，民主运动展现了高涨的前景。这个时候，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对时局极感焦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家经常相聚交谈，认为必须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同志，常常到许德珩同志家里同许德珩和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有时也在督邮街广东酒家或别的地方座谈。在林伯渠同志主张的影响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进一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的必要，于是就把这一座谈固定下来，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宗旨是继承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而努力。

4．《毛主席和九三学社》许德珩

《红专》1983年12月增刊 / 《人物》1983年第6期

该文章的第二段文字为：“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到我家同我和我的爱人劳君展同志座谈时局，间或也在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同志处座谈。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得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

5．《许德珩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许德珩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2001年第二版

“1944年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我们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璋、叶鼎彝、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家经常相聚交谈，后来就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以聚餐的形式聚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这个座谈会经常举行，不断发展。“

“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有许德珩、梁希、诸辅成、黎锦熙、潘 菽、税西恒、劳君展、张雪岩、张西曼、孟宪章、涂长望、吴藻溪、笪移今、侯外庐、施复亮、曹靖华、潘怀素、彭饬三、董渭川、刘及辰、何鲁、钟复光等。”

6．《难忘的重庆岁月》潘菽

《1945—1985 九三学社建社四十周年纪念册》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厅

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已故的黄国璋同志和我很熟。他原来在重庆的北碚工作。在抗战中期稍后，他来到重庆市区工作。他和劳君展同志的老兄是亲密的同学，因而也熟识劳君展同志。由于这个关系，大概他常去许老那时的寓所谈谈。他在和他们谈的时候，可能曾提到我。许老和我在“五四”运动时曾同时被捕并被拘留在一起。所以他是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和许老是北大同学。他比我高一个年级。他又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健将。所以我更知道他。但我和他还不熟识。他们大概想到要我也去谈谈。第一次就和黄国璋同志一起去了。去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没有经过几次以后，我又介绍税西恒同志也来参加。我初到重庆时，税老是重庆大学工学院院长。我从学生中听说他是一个开明进步人士。他来参加时还带了一位姓周的朋友（一时记不起名字）一起来参加。税老参加进来以后，聚会的地点就改在重庆市自来水公司，因为税老已专任那里的总工程师，那里有厨师，吃饭也方便，因此仍是每次聚会都要吃饭。过了不久，我又把学校里座谈会（指“自然科学座谈会”，作者注）的同志陆续介绍进来。此外还有一些从别的方面参加进来的人。这样，这个座谈会就有相当规模了，代表的方面也较广了。这时，已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向外公开用过。

7．《风雨同舟忆当年——纪念建社五十周年感怀》金善宝

《九三学社五十年 1945—1995》学苑出版社1995年8月

同年（1944年，作者注），由许德珩、税西恒、潘菽、黄国璋、黎锦熙等人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即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他们与中共也有密切的联系。经周恩来、潘梓年同志的工作，“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涂长望、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人和我，由潘菽介绍，先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

1951年版和1952年版《九三学社概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九三学社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党派之一而发布的官方宣传文件。两文件的印制时间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后七年左右。当时，除诸辅成、张雪岩、张西曼先生外，当事人均健在，其中年长者不过六十岁左右，对于数年前的往事记忆犹新。1950年12月我社召开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时，全体社员人数为117人，对于文件的内容，社员应该人尽皆知。

与1951年版《九三学社概述》相比较，除了个别字词的修改之外，1952年版中列举了十二位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人员的名字，较前一版所列举的三位更详细。如果这是采纳大家意见，对前一版文件进行修改的结果，说明大家看过第一版文件后，肯定了这一段的内容并提出了补充意见。1946年5月12日九三学社举行理事、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推举诸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雪岩、潘菽为常务理事；推举梁希、卢于道、黎锦熙为常务监事。1951年版《九三学社概述》出版时，诸辅成和张雪岩先生已经过世，文件只介绍了当时健在的三位第一届常务理事的名字，亦在情理之中。

1951年版和1952年版《九三学社概述》介绍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又名‘民主科学社’）的发起人员。两个文件都没有提到 “民主科学座谈会”与“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关系。据曾经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前辈回忆，他们当年是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我认为两个座谈会之间没有组织联系和因果关系。后一版文件中将涂长望先生作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发起人之一，抑或起初同时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和”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不仅潘 菽先生一人？有待研究。

《九三学社四十年》是许德珩、潘菽、金善宝、谢立惠、笪移今、初大告等部分“民主科学座谈会”发起人健在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回顾社史的官方文件。与前面的两个文件相比，这份文件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民主科学座谈会诞生的背景，即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面临崩溃的局面；国家处在危急的关头；林伯渠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文件更加详细地描述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甚至还说出了当时大家聚会的餐馆的名字。与前两个文件相同的是，这个文件也没有追溯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人员的来源。三个文件都将“民主科学座谈会”作为九三学社的前身。

我祖父的回忆文章《毛主席和九三学社》是为纪念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而作。撰写该文之前不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我祖父送来了1936年11月2日毛泽东同志致我祖父、祖母信件的手迹。毛主席在信中说：“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祖父看到这封信件的手迹之后十分激动。1936年他与我祖母请中共北平地下党将一些物品带给刚刚到达延安的毛主席。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会见了我祖父、祖母。他们谈到了曾经给毛主席带物品一事。当毛主席得知他们经常举行“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鼓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看着毛主席的手迹，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祖父的眼前。他将这些重要的历史事实付诸文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献。

在祖父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当中，对于我社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介绍与在1951年版和1952年版《九三学社概述》的内容基本相同。他没有追溯和叙述部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成员来自与“自然科学座谈会”。也许他认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是一个大家陆续参加进来、不断壮大的组织，大家来自何处并不重要。

无论潘老还是金老的文章，都把民主科学座谈会作为九三学社的前身。他们都介绍了他们在参加该座谈会之前的活动情况。如果我们想了解当年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一群自然科学家与一群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在周恩来、林伯渠和潘梓年等中共负责人的安排下发起“民主科学座谈会”，进而成立九三学社的过程，潘老和金老的回忆文章为我们提供了索引。

在潘老的文章当中提到，“去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后互相谈谈。”我想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我祖父当年寓所楼下住着房东、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委员。在特务横行的情况下，聚餐比聚会的风险小。聚会期间即使有特务闯进来，一桌饭菜可以作为掩护。我祖父的这一做法是向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张晓梅夫妇学来的。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北平时，徐冰夫妇经常在我祖父家采用聚餐的方式召集进步教授聚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还请彭真同志向大家介绍中共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消除大家的误解。其二，重庆市区比较大，大家分散居住在各处。当时缺乏交通工具，到我家聚会一次，往返需要数小时。如果大家见面后畅谈数小时，整个活动需要大半天的时间。为了聚会能够长期办下去，主办人必须为客人准备餐食。在抗战期间，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因为祖父、祖母都工作，只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故与别人相比，我们家的情况稍好。祖父曾经对我说，“就是家里再困难，座谈会也要办。”我理解其原因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至于“家里再困难”是多么困难，通过家人向我讲述的一些故事，我有所感受。我姑姑告诉我，那个时候，家里人穿的鞋都是我祖母动手做的。一个大家闺秀、大学教授，为了省钱，亲手为全家人做鞋，可见祖母与祖父共同举办座谈会的决心。祖父曾经告诉我，那时我姑姑和我父亲在南开学校上学。有一次明天早晨要交学费，已经到了晚上，家里还没有足够的钱，我姑姑急得哭了。祖父告诉她，不要急，放心睡觉，明天早晨上学的时候就有钱了。祖父马上给报馆打电话，说他准备为报馆写一篇杂文，条件是预付稿费，明天早晨带稿费来取文稿。祖父连夜完成文稿。第二天早晨上学之前，学费已经放在了我姑姑和我父亲的书包里面。孩子们望着神奇的父亲破涕为笑。为了生活，除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外，祖父还在大学做兼职教授，以增加收入。祖父说，那时不仅人没有东西吃，老鼠也饥不择食，有时趁儿童睡觉时咬孩子的耳朵。当时祖父的寓所只有一间住房，一半用作卧室，一半用作客厅。为了办座谈会，祖父用报纸裱糊了客厅的顶棚。第二天早晨一看，顶棚全部被老鼠咬坏了。原来，老鼠把糊顶棚的浆糊都吃掉了。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所有这些困难，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不在话下。

综合以上资料的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早期参加人员有许德珩、潘菽、税西恒、诸辅成、黄国璋、张雪岩、孟宪章、涂长望、初大告、劳君展、笪移今、彭饬三、黎锦熙等。陆续参加进来的人员有梁希、张西曼、叶鼎彝、何 鲁、金善宝、谢立惠、干铎、李士豪等。

没有“民主科学座谈会”，就没有当年毛主席在重庆鼓励、推动我祖父、祖母建立起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的基础，就没有今天的九三学社。通过研究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核心人物正式发表的回忆文章和九三学社的正式文件，使我们对于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有了一致的、更加深刻的认识。

2011年11月22日

（作者系许德珩之孙）